黄山的旁边有一片土地，那里被奉为中国的商界圣地，是多少代商人梦寐以求去“取经”的地方。这片土地就是徽州，也就是现在的黄山市。这里曾经孕育出了徽州商帮以及传奇的徽商文化。 

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明清时期，晋徽并举称雄中国商界的局面，构成了那个时代中国商业的壮阔蓝图。 

凡徽商所到之处，就有“无徽不成镇”的气势和局面。钱塘江畔徽人弃舟登岸处，人们称之为“徽州塘”;徽州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被称作“小江村”;杭州的徽州木商颇成气候;苏州的米、布、茶、木及丝绸行业中，徽商举足轻重;而由于徽商当铺生意的火爆，“徽州朝奉”甚至成了当时淮阳当铺老板的代名词……

“新徽商”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指代 

尽管在中国的商业贸易领域，徽商叱咤风云300余年，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以及商业重镇，但徽商一般指的就是明清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婺源六县经商的人。 

在徽州，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民谣是徽商产生背景的真实写照，也深刻地反应出当时徽州生存环境的恶劣，只有前世没有修行做好事的人才会降生在徽州。 

与老徽商相比，“新徽商”概念是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气候下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商人群体走向经济前台，渐渐成为一种商业现象。 

由历史重回现实，当徽商的概念重新被高调提出时，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它的涵义?哪些人算“新徽商”?“新徽商”的精神又是什么?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振徽商雄风”课题组《2006年度新徽商发展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说法，“新徽商是与旧时的徽商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的广义范畴，是一个以服务于安徽经济发展需要出发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群体，其个性中具有鲜明安徽传统文化和时代特征的经济人角色。” 

该研究报告还进一步指出，新徽商从空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即“在安徽本土成长与发展的企业家，他们是新徽商的中坚力量;在外省市或海外创业有成的安徽籍企业家，他们是新徽商极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包括外省籍来皖投资、在皖创业，并且深受徽商精神影响的企业家，他们是增强新徽商的有力援助。” 

从安徽本土企业家，到省外安徽籍企业家，再到外省来安徽投资的企业家，显然，“新徽商”已经远远超越了古徽州商人的范畴，而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指代。 

安徽大学徽商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徽学研究专家卞利认为，“新徽商”是在继承和发扬老徽商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希望通过充分挖掘老徽商的品质、理念、精神等元素，打造一个适应时代发展，适应安徽发展的“新徽商”概念。 

但是，把来皖投资、在皖创业，并且深受徽商精神影响的非安徽籍企业家也当作“新徽商”的一个重要构成，尽管照顾到了来皖投资和创业的企业家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但从概念上讲，显然是不周密的。真正的新徽商，应该是那些认同徽州文化，并且也能够继承和发扬老徽商优秀品质的当代企业家。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难发现，与“新晋商”一样，“新徽商”同样也是在全国的“造商运动”中产生的一种商业现象，即政府倡导、学者勤力，商界参与，蔚为大观。 

与山西省以影视作品为主推动“新晋商”的方式不同，安徽省对“新徽商” 推动举措重点在举办徽商大会。 

从2003年“首届国际徽商大会”举办以来，安徽已连续举办了六届国际徽商大会，举办地点从省内合肥、黄山，到香港。除了举办国际徽商大会，安徽省企业联合会还分别在北京和海南博鳌举办了“徽商人物评选”及“国际徽商精英年会”，并在2005年成立了“安徽国际徽商交流协会”。旨在为境内外徽商及徽商组织构建一个平台，加强徽商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凝聚徽商力量。 

从2008年开始，安徽将在国外举办徽商活动，初步计划在德国幕尼黑市举办徽商文化研讨会和中国徽商展，并在美国等地举办国际徽商大会和国际徽商评选活动。 

“新徽商”的自身认同感还相当弱 这场热热闹闹的“新徽商”运动，在安徽的民间尤其是商界的反应到底如何呢?

当你跟一位浙江企业家交流时，他会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说到“我们浙商”怎样，字里行间他很天然地就将自己置于“浙商”的范畴。 

而当你跟一位安徽企业家说，“你是新徽商”时，他可能一脸茫然，或者更愿意称自己是安徽商人。

政府所热衷的“新徽商”概念，显然并没有在安徽的企业家中得到热烈回应。

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些人已经被评为“新徽商”的代表人物，也并不能肯定自己就是“新徽商”。古井集团董事长曹杰的反问“我是新徽商吗”，肯定不只是一种谦虚的姿态。 

而“徽籍”商人——南京雨润集团董事局主席祝义才，在被媒体问及更像“苏商”还是更像“徽商”时，也曾小心翼翼地说，“还是更像苏商吧”。 

这与百度CEO李彦宏的表白基本一致。 

在非官方场合，李彦宏曾多次向媒体表示，他在高中后就离开山西到北京、美国学习，对晋商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并不认为自己是“新晋商”的代表，也不能代表“新晋商”。 

这种现象实际上反应的是，“新晋商”和“新徽商”无法回避的文化认同问题。 

为了打造“新徽商”这一概念，安徽省政府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成立了徽商集团，开办了徽商银行，每年还在各地举办徽商大会，并对各地成立的安徽商会给予大力支持。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两个：一是弘扬徽商文化，二是招商引资。 

从现实来看，招商引资可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弘扬徽商文化方面还很欠缺。我们必须承认，与浙商或闽商相比，“新徽商”的自身认同感还相当弱。 

卞利认为，“徽商概念的提出，仅仅是‘新徽商’群体形成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依靠老一辈徽商所积累下来的文化自相凝聚、群体激奋，使‘新徽商’能够形成一种文化认同”。 

比较一下各种商业群体，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商业群体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至少有几个因素是必备的：其一是形成一定的商业规模和商业模式，其二是出现知名的商业人物和商业品牌，其三是形成有特色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在这当中，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尤为重要。 

从宋、元尤其是明清以来，晋商、徽商、宁波商帮、闽商等等，在中国商界活跃了几百年，有的至今兴盛不衰，这首先都是得益于他们在商业运作过程中，孕育和塑造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 

告诉我，浙商最突出的精神就是实干，99%的人都没有等、靠、要这种思想，也很少把精力放在“关系工作”上。拿他们自己的话说，“给我干，我就一定干出样来，不给我干，我自己也要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身价上千万的老板，但他们照样吃盒饭，睡地铺，来货了照样和工人一起搬，坐火车照样坐硬座。

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第一代浙商，多属“三无创业”，既无资本，也无技术，更无市场。但草根阶层的创业具有普遍意义，也注定了他们是纯粹的“市场动物”。相同的背景使他们更容易产生文化的认同，也更容易在这种认同中，统一行动，展开竞争，直至建立商业垄断。 

有人说，徽商文化最重要的有八点，崇尚文化、诚实守信、奋斗精神、敢于创新、社会责任、创造品牌、灵活经营，以及德才为本，但现代的安徽则缺少一种主流的商业文化，所以其商业影响力比起徽商时代差之远矣。 

假如没有某种文化认同，仅仅只是“新徽商”一个概念，能将安徽的商界和商人联合起来吗? 

商会的背后是商业支持系统

“新徽商”之多以缺乏足够的认同，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

第一，在过去十几年间，安徽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已有明显提高，但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充其量也只算第二梯队的成员。与江浙等发达省份相比，差距仍然巨大。 

第二，历史上的徽商曾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是今天势力最强大的浙商，也没有当年徽商那样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徽商的后人，“新晋商”好像只有埋头苦干的份。

与 “新晋商”看起来有领军人物，却看不到大部队的状况不同的是，“新徽商”队伍相对还是庞大一点的。据2008年第六届国际徽商大会公布的数字，近几年来，走出安徽创业的皖籍企业家，资本规模超过百万的已有上百万户，他们不论是地域空间、产生背景，还是经营领域、经营性质，都与老徽商有了明显的差异。 

过去老徽商的经营主要是在流通流域，以盐、典、茶、木为最著，而“新徽商”则不仅涉足流通领域，在现代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物流业和零售百货业等领域，也有安徽商人的身影。 

在这样一个数量庞大、发展背景各异的群体中，形成文化认同和精神感召，显然不是一件容易事。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所需要的并不是“新徽商”这个概念，而是一个商业支持系统。 

用一种简单逻辑去总结历史上任何一个商帮的崛起，都会发现一个大致相同的背景：一个地方的商业传统形成后，商人们开始走出去，到外地做生意。当这些外来商人在一个地方站稳了脚根，建立了声誉，形成了规模后，当地人会根据他们从哪儿来的，把他们叫作“某商”。此后，同乡再来这些地方经商，会自觉加入“某商”的组织。一方面，他可以利用“某商”辛苦获得的无形资产，尽快建立自己的商业信用;同时，又能得到这些商帮在各地建立的商会、会馆的实际支持。所以，大家都乐意把这个概念做大。 

从这种角度出发，“新徽商”概念要想得到安徽商人的认同，最重要恐怕并不是概念的总结，而是这个称号对大家的事业发展有没有帮助，有怎样的帮助。 

扎根于民间的浙商更重视商会的作用，即使是许多地方官员，包括省委书记、省长等提到浙商商会，都会眼睛发亮。 

那么，商会很可能也是将“新徽商”概念落到实处的最佳载体。 

“谈新徽商必然离不开谈商会，否则就没有了依托”， 安徽北京商会秘书长谢其相认为，商会首先承担了“新徽商”利益代言人的角色。 

安徽省驻北京商会是2006年4月成立的，由在北京创办企业的安徽籍人士自愿发起成立，有200多会员。 

现在安徽市一级的地区，在北京有商会，此外，很多县也在北京设立了商会。按照民政部门的规定，一个省在北京只允许成立一家商会，因此，除安徽北京商会外，其他市县一级的商会均在安徽本地民政部门注册。 

按照谢秘书长的理解，商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政治上进步一点，经济上发展一点，文化上宣传一点。” 

所谓“政治上进步一点”，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会员向政协、人大等党组织靠拢;“经济上进步一点”，是指通过发挥整体优势，与会员携手共进;而“文化上进步一点”，则是指通过商会这个渠道，满足会员向媒体表达的需求。 

程造雄认为，商会的功能最终还要落实到商业支持系统的建立上。“有了商会，我们就能以团体力量与外界沟通，这种群体姿态会帮助我们在商业竞争中拥有更多的筹码”。 

程造雄，38岁，地道的老徽州人，19年前从老家安徽绩溪来到北京，从被称为“勤行”的餐饮业起家，现在是北京世纪黄山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所经营的世纪黄山酒店位于北京宣武区天桥附近，是程造雄和叔叔和弟弟共同参股集资组建的，以经营徽菜为主要特色。此前，程造雄在北京还拥有另外三家黄山酒楼，其中有两家在大栅栏商业街改造时关掉，另一家就在现在的世纪黄山酒店附近。 

程造雄还有一个民间头衔，北京安徽绩溪商会会长。在商会60多个会员中，除个别会员外，全部都是绩溪在京的商人。目前，程造雄和商会的会员们正在筹划一件“大事”——他们准备以商会的身份杀回老家，参与清凉峰自然保护区的开发。 

清凉峰自然保护区，位于皖浙两省交界处，其中有一部分就在程总的老家绩溪，其商业机会不亚于黄山。“假如个人单体去做，一方面实力不够，另一方面跟县政府也不好沟通。但以商会的名义，由会员共同集资去开发，既凝聚了实力，也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来自安徽庐江县的张鹏，是北京安徽商会的副会长，它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里设立了“商会与协会部”，专门研究会员企业遇到的一些共通的法律问题。现在商会里有很多理事或会员企业，都是他服务的对象。 

其实，在2005年以前，北京的商圈里没有安徽圈的概念。 

比如，尽管许云飞很早就来到了北京，但是他认为，“从北京有了安徽人组织的商会，我才感觉进了安徽圈”。 

许云飞，安徽滁州人，做过人民大学的教师、证券公司的总经理，也做过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现在是由张丰毅、陈道明等影视明星组成的“梦舟影视明星篮球队”领队。 

2002年跨入文化体育行业，创办北京明日阳光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成为美国哈林巫师篮球队在中国的唯一合作伙伴。 

对于商会，许云飞很认同程造雄的观点，除了叙叙乡情，还应该有“联合协作”。“过去商帮是在封建意识下形成的，而现在是建立在大家共同想把事业做大的基础上”。 

现在，遍布各地的商会像一根无形的纽带，首先将越来越多的安徽商人聚集了起来，但显然这只是刚刚开始。 

从目前来看，仅仅是提出了概念的“新徽商”，其群体相应尚未凸显，无论是在财富积累还是业界影响上，还显得有些心太散、根太浅、气太躁。“新徽商”到底能不能真正形成气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