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一段历史，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相对于“新徽商”而言，历史上的徽商可以称为“老徽商”。老徽商崛起于明代中叶，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商场上成为赢家?为什么在明清时期达到辉煌?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们是内在精神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对老徽商的积极的、有价值的精神予以总结，对于启迪今天的“新徽商”如何走向成功、如何创造新的辉煌，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一、徽骆驼：徽商的吃苦精神

徽商精神精神的形成，与徽州独特的地理和生存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徽州是一个山区，山峦叠嶂，川谷崎岖。多山的地理环境，必然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便，乃至生存的困难。另外一方面，人口又在不断增加，环境和生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就是走出徽州，去经商。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经商意味着漂泊，或者在山岭间跋涉，或者闷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饭伴愁眠。更有甚者，是他们在经商途中充满了风险。亏折、赔本，当然是从商难免的“功课”，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测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明清小说的描写就可以了解。《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写一个徽商来到燕子矶弘济寺，看到寺院楼阁颓坏，愿意出三十两银子为之修缮，岂知寺僧起了坏心，将他杀害，将他携带的500余两银子据为己有。小说当然不是历史，但是，它们是生活的折射和反映。在信息不畅通、行政管理有着大量空白地带的社会，图财害命的案件经常发生，徽商携带金银，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

徽商的吃苦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明代婺源李魁，在未发迹之前，因为家计贫寒曾经仰天呼叫：大丈夫难道真的要为有个上千两的钱财而犯难吗?经商是贱行，大丈夫不屑为之，但也不能永远贫贱呀!于是，他和祖母商量，想筹措点经商本钱，却一点都筹措不出来。他想了一想，家里只剩下了卧室一间，就将它出卖给族人，只得到十两银子。他就带着这点银子前往南京营商，一点点地积攒，“不惮烦劳”，终于有了积余，也终于能够买田宅了.

成化年间的歙县人江才也是如此。父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家境不好，他跟随着哥哥做点小本生意。他经常感叹：我想耕田，家乡田少，若是碰上灾荒更不可为，务农是不行了。我想经商，家里底子薄，没有资本，经商也不成!他的妻子郑氏从容地劝他：乡人十个有九个都去经商了，你怎么能因为家里底子薄就不去经商呢?于是，她用自己的衣饰资助江才经商。几年后，江才就致富“饶益”。

清代祁门的倪尚荣，七岁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也十分贫寒。稍大一点，他就砍柴以奉养母亲，久之，他慨叹道：终身砍柴怎么能度日呢?正碰上大乱时候，粮食昂贵，不得已，他就去学做船夫。久之，他又慨叹：这哪里能够养家糊口呢!于是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本钱学经商。他往来于鄱阳湖和祁门之间，不避艰险，终于改变了贫寒的境遇。

的确，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商的富有已经让人们羡慕不已了。但是，在他们富有身影的后面，却是一路艰辛，满腹凄楚。对于这些，更多的人似乎是看不见的。

二、 山外有天：徽商的开拓精神

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早在明代，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

万历年间的《歙志》记载道：

“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为两京、江、浙、闵、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

万历年间的《休宁县志》说，徽商“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

徽商许秩的经商路线更曲折，也更加显示了开拓精神。

他是歙县人，生活于弘治嘉靖时期。成人之后，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经商，碰上河北饥荒，他就带着积蓄回到家乡，在其曾祖父的许可下，他又外出，南到福建、广东，北到兖州、冀州一带，十来年后，已经很富有了。他还不满足，又从山东青州前去湖南，第二年，他又从湖南北上，这样一来一往的贩运，让他赚了一大笔。当次年他从山东归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乡里最有资财的人了。这个时候，算起来他离家已经二十年了，可他回来才2个月，又要出门。有人劝他：你年纪大了，该在家乡享受田园风光了，何必再去经历艰难险阻呢?他不听，继续在外经商。有一天，他读《货殖传》，看到四川人善于商贸，而且也善于享乐，他就动了兴致，买船溯流而上，一路上他饱览了川峡风光，又将四川的物产运到山东一带，来回两趟，获利更多。他回答劝他安享晚年人的话：“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明远志也。吾虽贾人，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守鎡基、辨菽麦耶?”他经商除了获取资财外，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他不愿意安享田园闲适的生活，即使年纪已大，仍然还要奋斗一番，这大概是可以称得上具有“开拓精神”的了。

随着商业的扩大，徽州人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之内发展自己的商业了。他们开始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发展起海外贸易。明朝政府并不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相反，还制订了海禁政策。

这样一来，徽商的海外贸易带上了走私的性质。

尽管如此，徽州商人还是大胆地闯世界了。较早在江浙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是歙县的许辰江、许本善等人。嘉靖年间，许辰江就“航大海，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稍后，号称“许村四兄弟”的许松、许栋、许楠、许梓将海上贸易做得轰轰烈烈起来。他们先是到泰国、马六甲一带经商，并把葡萄牙的商人带到中国。他们又前往日本贸易，也把日本商人带到中国。在从事海外贸易的同时，他们和其他的海商结成团伙，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以许栋为头目的海商集团。

提起海商，不能不让人想起汪直。汪直是歙县人，又名汪五峰，号五峰船主。他讲义气，智谋善断，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乡人一起经商，嘉靖十九年，他和乡人一同到广州，建造大船，将硫磺、丝棉等违禁之物贩卖到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地。嘉靖二十一年，他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起贸易基地。与此同时，他又加入了许氏集团，担任“管库”，由于他多谋善断，才能出众，为许栋所器重，逐渐成为该集团的头目之一。许氏集团被朝廷消灭后，汪直将残部收拾到自己的旗下，组织成新的海商集团。他以舟山烈港为基地，打败了陈思盼海商集团，从而取得了东南沿海贸易的控制权，成为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

徽州海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又是需要我们具体分析的历史现象。从陆地走向海上贸易，说明徽商已经不满足于国内市场，同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表现了徽商的开拓精神。明朝廷的海禁政策限制着他们的海上贸易无疑是封闭保守的，但他们招引倭寇，抢掠百姓，危害东南沿海的安宁，又是很不明智的行为。

三、大智若愚：徽商的诚信精神

在传统中国，诚信是一种伦理原则。从《论语》开始就不断地强调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靰，小车无輗，其何以行之哉!”(《为政》)他主张“敬事而信”、“谨而信”，(《学而》)“信则人任焉”。(《阳货》)儒家的“五伦”就包括了一个“信”字。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

遵循儒家文化传统又非常精明的徽商，大多数都很讲究诚信，并且留下了不少的记录。

“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久之，四方争趣坡公。每入市，视封识为坡公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长短。(《古歙岩镇东堪头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

歙县岩镇出了不少商人，吴南坡是其中的一位。他有自己的经商格言，那就是“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凭着这个信条，他在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信誉，人们只要看到他的标记，不管实际质量的好坏和斤两的多少，都抢着购买。“人宁贸诈，吾宁贸信”，这八个字可为吴南坡的“金针”，也是很多徽商发财的“金针”。

胡荣命，字希禹，(黟县)西川人。仁厚长者，贾于江西吴城••••••贾五十余年，临财不苟取，遇善举辄捐赀为之，名重吴城。晚罢归，人以重价赁其肆名，荣命不可，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同治〈黟县三志〉卷六〈人物•尚义〉》

徽商胡荣命经商50余年，不义之财不取，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所以在苏州很有点名气。由于他经营有道，他的店名已经成为一个金字招牌。当他晚年不再经商后，有人要以重价买他的店名，他却拒绝了。他的道理是：你如果诚实，就可以赢得顾客，何必借我的店名?不靠自己诚实赢得顾客，却想借别人的店名发财，这种想法和行为已经不诚实了，如果把自己的店名卖给这样的人，最后必将损了自己店名的声誉。

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诚信看作经商策略的话语。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他还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之大道也。”在这里，他是用“义利”的概念来阐发其观点的。义，当然包括诚信。在这位舒遵刚看来，义其实就利之源。钱财总有其来源，狡诈生财，就自己塞住其来源;而奢侈和滥用钱财，则是“自竭其流”。因此，因义生财，实际上是让源头丰裕，这样去经商，才算是懂得了“大道”。

这可能是经商成功的一条潜隐而具有支配性的规则。遵循这个规则，也许在一个月乃至一年内难以有大的经济效益，但也许2年、3年下来，信誉逐渐建立，财源就该滚滚而来了。在这个层面上看，诚信确实不仅仅是传统伦理的问题，而是战胜商场的大智慧、大策略了，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大智若愚”。

四、“贾而好儒”：徽商的崇文精神

地处江南群山中的徽州，浸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

从中原迁徙到徽州的移民无疑都携带着儒家文化的基因。它们保持着宗族的组织结构，传承着儒家文化的血脉。

宗族是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渠道。它是一种社会组织，它的控制者多为崇奉理学的乡绅。无论是修建祠堂、编纂家谱、祭祀祖先，这些行为既强化着宗族观念，也强化着理学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在祭祀活动中，徽州的宗族尊崇的是朱熹撰写的《家礼》;在族规族训里，反复强调的也是理学家所倡导的各种道德准则。这些观念和准则通过组织化的宗族传递到了民间，成为支配整个徽州社会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积淀于徽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因子;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审察有关徽商的文献记载，他们的文化性格就凸现在我们的面前：

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徽商传记里，有很多的“事父并继母极孝”、“母早故，事父与祖母极孝”之类关于“孝”的记载，有很多的“周急济荒”、“赴人之急”、“慷慨尚义”乃至“见义勇为”之类的评价，有很多的“重然诺，敦信义”“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之类的描述。总之，他们是道德君子，他们是伦理的化身。——他们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人。

由于徽州教育一直很发达，不少人小时候都读过书，但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清代婺源县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先“业儒”——读书，后不得不经商，在经商的同时仍然读书不辍，最后在文化上还小有建树。他弟兄五人，本来都读书，但家庭生计需要他经商，在奔走之余，他没有丢掉书籍和爱好，借着经商足迹，他广交名流，自己也不断创作，编有诗集四卷、词集三卷。徽商是商人，但他们醉心于文化;他们是商人，却曾经读书。他们有很重的商人气，但也不乏书卷气。

徽商知道，“士”比“商”高出更多，让自己的子孙读书、做官，才是他们最可观的收益。因此他们发财之后，在投资教育上豪不吝惜，他们有的设立塾学，广请名师，以培养自己和宗族内的子弟，从而光大宗族。有的还设立义学，为贫寒的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从兴办塾学、义学到捐助县学、书院，他们出力最多，甚至还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路费、试卷费用等。正因为如此，徽州自宋代以来，社学、塾学、义学、县学、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在清代康熙年间，徽州的社学有462所;除了每县都有县学外，还有书院54所。真是十里之村，不废诵读之声!

徽商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背影。他们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精明、嗜钱如命的威尼斯商人。他们是商人，似乎又不是商人。除了比别人有钱，他们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传统文化中的个体。他们的身上，积淀着太多的传统文化的成分。与其他地方的商人相比，传统文化在徽商身上的烙印更深，更明显。